包括曾国藩的诗词，对联，散文等等 前言 在社会科学领域，常规的学术研究，主要有三种方法：一是从文献学的意义上解决&ot;有什么&ot;的问题，二是从历史学的意义上解决&ot;是什么&ot;的问题，三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解决&ot;为什么&ot;的问题。如果愿意，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成三个层次或三种境界。其中，&ot;有什么&ot;当属基础层，而&ot;是什么&ot;与&ot;为什么&ot;则分别位居中心层与终极层。纵观近百年来的曾国藩研究，似乎是潜心于&ot;有什么&ot;的人较少，而着意于&ot;是什么&ot;的人稍多，至于醉心于&ot;为什么&ot;的人则更多了。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《曾国藩文集》，将有助于大家了解曾国藩其人。 曾国藩最初是以诗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上大夫中崭露头角的，等到他的位望渐趋隆重，远近人等便把他奉为宋诗运动的头领，桐城文派的领袖，所谓&ot;以韩、欧之文章，负司马温公之重望，有道之士，未有不亟欲读其书者&ot;《曾国荃致曾纪泽书）。遵义黎庶昌（与武昌张裕钊、桐城吴汝纶、无锡薛福成并称&ot;曾门文学四子&ot;）当年入幕之初，便有意系统地抄录曾文。在曾国藩逝世四个月后，黎编《曾文正公文钞》便在苏州刊印行世了。半年之后，又有方宗诚编印曾氏《文集》之事，但影响不及前者，大概是稍后即有传忠书局之《全集》问世的原因吧。 《曾文正公全集》事实上的主持人，并不是列名总纂的湖广总督李瀚章，而是承袭候爵的曾纪泽。《文集》也不是如署名的&ot;门人张裕钊、黎庶昌&ot;所编，而是由定居长沙的曹耀湘、王定安实际编校。至于《诗集》，则有传忠书局聘请的杨书霖、张华理这两位长沙绅士将之一稿两用之事：先有坊间单行本，后有传忠《全集》本。《全集》之诗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编年本与光绪二年三卷分类本。事过五十年，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本与《四部备要》仿宋本皆以三卷分类生二为底本。究其原因，大概是编年本仓促辑刊，未速细辨，虽然是按年编次，也只是大致可寻而已，其中疏忽外误之处尚多。而分类本虽未系年代，但一卷之中，仍按编年本之先后编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