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时外交决裂，形势万分火急，汪凤藻见中田敬义译的漂亮，不虞有诈，直接让机要员译成密电发回国去。

这封电报走的是东京－长崎－上海线，要在日本中转两次。

外务省通过这两次中专，搞到了一份密电抄件。

日本负责破译、分析的电信课长佐藤爱磨亲自上阵，和中田敬义一起合作，根据电报的长度进行分析，并取来陆奥氏的原文对比，很快就摸清楚了中国的密电码。

可悲的是，中方一不知道密码已经被破解，二在整场战事中，这份密码竟然都没有更换过。

于是中国陆、海军的调动情况、朝局的动向自此都全部摊开在日本人的面前。

这样严重的情报不对称，再加上军事方面的实际差距，清朝最终一败涂地。

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，让许多国人‐‐尤其是政客‐‐意识到了电报密码的价值。

等到电报开始民用普及之后，无论政府、公司还是个人，都纷纷用起了密电。

于是清末民初时期，稍微有些身份和影响力的人，手里除了有一本明码电本以外，都还要带着一本自己专用的电报密码本。

中国最流行的加密方式，在密码学上叫做位移式。

这种加密方式说来简单。

只消事先约定汉字的编码数字增减，就可以随意进行私人之间的机密交流，大大降低了加密的门槛，只要具备最基本的运算能力，就能用得上，而且保密效果良好。

比如说蔡锷在北京准备去云南，就事先跟梁启超约定一句诗&ldo;我自横刀向天笑&rdo;，&ldo;我&rdo;字设定编码减少301，&ldo;自&rdo;字设定编码增加200，等等等等。

等到蔡锷从北京顺利逃走了，就给梁启超发一封电报，电文的内容是&ldo;自密诘倬厄峙匝裳&rdo;，完全是一封天书。

其实前两个字是用的明码&ldo;自密&rdo;。

梁启超一翻编码表，哦，明白了，这封电报是用&ldo;自&rdo;字加密的。

他就把&ldo;诘倬厄峙匝裳&rdo;六个字的数字编码都找出来&ldo;611302130618396905605951&rdo;分别减去一个200，就成了&ldo;591300130418376903605751&rdo;，再按照编码表回译，就成了&ldo;袁世凯王八蛋&rdo;。

当然，这不是真事，只是我为了叙述方便而设计的一个历史场景，但也并非无本可据。

历史上蔡锷确实和梁启超有过类似的来往。

袁世凯称帝的时候，怀疑蔡锷要对他不利，派人搜查过蔡将军在北京的居所，目的就是为了找出他所使用的电报密码本。

结果一无所获，因为蔡锷生性机警，那几十本密码早就藏到了天津梁启超家的枕头底下。

相比之下，李烈钧就没那么幸运了。

他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被北洋军打得头破血流，密码本落到袁世凯手里，袁世凯立刻查到了他和国会内国民党议员企图武力反袁的密电，以此为借口解散了第一届国会。

可见这种电报加密的方式在清末民国确实相当流行。

交换密码本还被视作一种推心置腹的信任。

比如袁世凯为了刺杀宋教仁，授意赵秉钧拉拢了一个大字辈青帮成员应桂馨，赵秉钧还在北京亲自接见他，除了给了5万大洋，还交给他一本国务院用的密码本，应桂馨从此死心塌地‐‐不过成也密码，败也密码。

宋教仁遇刺以后，巡捕房正是通过这本电报密码本才证实了应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。

应桂馨在3月2日用这个密码发给赵秉钧一份电报，这份电报后来以&ldo;应密冬电&rdo;成了刺宋案关键性的证据之一。

张学良在&ldo;东北易帜&rdo;的谈判期间，也曾派钱芥尘去南京跟蒋介石交换过密码本，既是为了联络方便，也是示以诚意。

可见电报用的密码本，属于极为关键的机要文件，一般要人无不是亲自携带，唯恐言传六耳，事泄不密，必要时甚至亲力亲为，译电都不让他人沾手，慎重之极。

即便是贵为一国总统的袁世凯，也曾经亲自译过电报，以保机密，这也算是一段民国轶事。

这事要从张振武说起。

张振武是武昌首义元勋，他在起义之时，反对把时任都督的黎元洪推出来当领袖，两人怨恨从那时就已经积累。

民国之后，因为在沪购买军火、编练新军、楚望台军械所守兵哗变等一系列问题，张振武和黎元洪龃龉频生，两人在湖北政坛勾心斗角，积怨日深。

到了1912年的时候，黎元洪和张振武已经是闹得不可开交，势同水火。

黎元洪遂动了杀心，只是碍着张振武的声望太大，不敢有太明显的动作，便设下一个调虎离山之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