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国鬼子咆哮如雷，中国大员脸上无光，可是下边人是照章办事，也不好太过追究。

于是只好在英国人的强烈要求下修改章程：&ldo;合约各国公使、水陆提督、领事官等为国家之电音往来，均作一等电报，仍照四等电报核算报资&rdo;，&ldo;皆照中国一等官报看待&rdo;，&ldo;按照投报之先后次第发递&rdo;，这个事才算最后了结。

对付洋鬼子是这样，对付本国的官府股东们也往往啧有烦言。

按照电报局设立之初的章程，一等官报是免费发送的。

平时还好，中法战争期间，羽书如雪，战报频繁往来，大大影响了普通收费电报的投递。

电报局商董谢家福等人于是代表江浙闽粤各地商人频频上书，希望政府能将头等官报&ldo;核发现资&rdo;，官司扯皮了一年半，最后在李鸿章的调停下，规定了只有中央各部和各省的督抚将军才有权利发送一等官报，而且从今往后，开始采用一等官报一年免费、次年半价这样的模式轮流收费，这样才算堵住了股东们的嘴。

这些钻进了钱眼的家伙如此不上路，自然让上边的大佬很不开心，再加上这个行当的确是获利丰厚，又让人眼红不已。

所以洋务派的泰山北斗李鸿章刚死，第二年接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就奏明朝廷，希望将电报收归国有，并很快获得了批准，袁世凯也随即被任命为电政大臣。

股东们虽然不甘心，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，也只好认了。

可是既然说是要&ldo;收赎商股&rdo;，这个价钱应该怎么定呢？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，官商两方争得面红耳赤。

官方认为，这些年你们已经挣了不少红利了，票面价值100元的股票最多只能支付180元；而商人们拿出上一年的账簿，说现在光账面上的资产就有500多万元，平均下来，一股不能少于240元才对。

争来争去，大腿还是比胳膊粗，最后的赎买价格，就敲定在180元。

借着收归国有一事，袁世凯入主电报总局，盛宣怀退避三舍。

不过毕竟电报总局是盛宣怀、郑观应、经元善等人一手打造，他们的势力已经浸透在电报总局中了。

北洋、洋务、商人各派别互相勾心斗角，这个情况到了成立邮传部后，也没有多少好转。

公元1906年11月6日（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），清政府批准成立邮传部，主管有尚书（后期改称大臣、正首领）一人，侍郎（后期改称副大臣）分左右侍郎各一人。

电报总局合入邮传部成为电政司，设郎中、员外郎、主事、小京官等职位，其中主管级的郎中和员外郎每年薪俸可以达到160两，比起其他部的官员来说是相当优厚的。

舆论的控制管理，是邮传部电政司的一大职能。

清末时人为了扩大舆论影响，往往采用电报与报纸相结合的方法，有什么大的新闻事件就发私密电报或者公开通电，然后报纸予以转载，这种方法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让信息传遍全国，在清末很是兴盛了一段时间。

比如1882年1月14日，也就是大陆首条电报线路津沪线对公众开通的第2天，上海《申报》在天津的&ldo;访友&rdo;（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特约记者）就利用电报发回了一篇有关清廷查办渎职官员的报道报道，并在16日刊发，这就是写入中国新闻史的&ldo;由报社记者亲自排发的、最早的一条新闻专电&rdo;。

深明电报作用的《申报》还连续5天在头版刊登广告，称本报将&ldo;不吝重资&rdo;，利用电报刊登最新的重要消息。

自此以后，借助电报的传播速度，报业在国民舆论影响力方面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大了。

大清的官员们对电报的正面价值，表现的很迟钝，恰好相反的是，他们对电报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，却十分敏锐。

沈葆桢曾经致函总理衙门说：&ldo;查外洋之轮船，捷于中国之邮递。

一切公事已形制肘。

若再任其设立铜线，则千里而遥，瞬息可通，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，以骇视听。